國民黨立委洪孟楷推動「鞭刑入法」公投，這項修法表面上是回應社會對重大犯罪的憤怒，實際上也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操作。畢竟，嚴刑峻罰能否扼止犯罪，一直是多年來爭論不休的議題。此外，有鞭刑的國家已是少數，台灣是否應將鞭刑納入刑罰制度，值得深思。
嚴刑峻罰出自先秦法家思想，像韓非的核心思想是主張透過嚴刑峻法來威懾人民，達到「以刑去刑」的治國目的。到了現代，仍有人持相同看法，例如主張「嚇阻理論」的學者認為，「重罰」能讓一些有犯罪意圖的人，因為害怕受到極刑或長期監禁而不敢作姦犯科。不過，反對者則強調單純提高刑罰，效果有限，而且也無法減輕再犯率，更可能促使犯罪者採取更激烈、更暴力的犯案方式。
鞭刑之所以迅速引發討論，不是在回答如何降低犯罪，而是當治安焦慮成為全民憤怒後，最容易被放大的是「重罰」手段，而不是犯罪防治制度。因此，洪孟楷主張針對性侵、虐童及重大詐欺等犯罪增設鞭刑制度，也獲得不少立委連署，並已在立法院逕付二讀。
國民黨此舉的第一層意圖，是搶占道德高地。面對社會對重罪的厭惡，提出鞭刑，等於把自己塑造成打擊犯罪的代言人。任何反對者都可能被貼上縱容犯罪、同情加害人的標籤。對政治來說，這是一項成本低、聲量高的選舉議題操作。可是，若真正目的是建立新刑罰制度，立法院本就有修法權限，公投並非必要程序。
否則，國民黨既然在立法院已握有足以推動修法的席次，如今又讓公投案進入立法院程序，真正問題已不是公投能否過關，何況以藍白在立法院的人數，絕對有辦法將法案闖關。
然而，即便修法成功，法律正當性與後續釋憲風險將非常高。因為鞭刑不是單純的刑罰選項，而是涉及憲法保障的人格權、人權保障及國際人權公約等問題。放眼全球，目前仍保留司法鞭刑的國家已屬少數，以新加坡最具代表性，以及部分採行伊斯蘭教法的國家，像是伊朗、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部分地區。多數民主法治國家早已廢除這類具有身體酷刑性質的刑罰，原因不光是能否嚇阻犯罪，更涉及人格尊嚴、禁止酷刑及比例原則等普世價值。
必須警惕的是，當政黨習慣以高衝突刑罰議題爭取聲量，公共討論便容易流於情緒動員，而非制度與政策競爭。今天是鞭刑，明天就會有更激烈的刑罰主張，比誰主張更重刑、比誰下手更狠。
鞭刑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題目，但若最終只停留在訴諸民怨、訴求重罰，而缺乏完整制度設計，包括警政偵辦、司法審判、犯罪預防、社會安全網及被害人保護等，恐怕帶來的不是更有效的犯罪防治，而只是短暫的政治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