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年積極強化區域安全夥伴關係，並已鬆綁長年以來的國防出口限制，而台灣也正尋求擴大非紅無人機產業供應鏈。在此背景下，台日正播下無人機合作的種子，但面臨中國的強大優勢，前景充滿挑戰。
日經亞洲引述台灣智庫「台灣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政策分析師鄧閎元說法，中國近期對日本祭出（軍民）兩用物項出口管制，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大型企業均受影響，料將對日本無人機發展帶來壓力，尤其是高度仰賴中國稀土材料的電池與馬達等關鍵零組件。
儘管台日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在美國之外，日本仍是台灣最重要的安全與政治夥伴，而民間企業目前仍是台日無人機合作的主要推力。據 DSET 彙整的公開資料，自 2020 年以來，企業、產業團體與研究機構已簽署共計 15 項合作協議。
台方包括經濟部成立的「台灣卓越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TEDIBOA）、工業技術研究院，以及日方兩大無人機聯盟——日本無人系統產業振興協會（JUIDA）與日本無人機聯盟（Japan Drone Consortium）。雙方合作重點涵蓋供應鏈與技術開發、防災、緊急應變、自主飛行測試等領域。
嘉義的新樂飛無人機（7A Drones）今年也與日本夥伴簽署兩項最新合作協議：一項是與 AlterSky 合作開發大型物流無人機；另一項則是與 Autonomy HD 推動台日無人機產業供應鏈整合，以及下一代自主無人機研發。
然而，在日本民用無人機市場，中國仍是絕對主宰者。鄧閎元引用日本海關統計指出，日本去年自中國進口 12 萬 4,936 架無人機，占整體市場超過九成。相較之下，DSET 估計，台灣去年僅向日本出口 45 架無人機，而日本出口至台灣的更只有 3 架。
為了改變此一現況、提升供應鏈韌性，日本經濟產業省去年 9 月宣布，目標在 2030 年前打造 8 萬架「日本製」無人機，並強調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開發馬達、電池、通訊模組與飛控系統等關鍵零組件。
鄧閎元指出，台灣已在烏克蘭與東歐市場展現出無人機馬達與電池的可靠性與量產能力，再加上其非紅供應鏈的成本競爭力，使台灣成為協助日本確保關鍵零組件穩定供應的理想合作夥伴。
東京智庫「笹川和平基金會」（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戰略與嚇阻計畫主任山本勝也（Katsuya Yamamoto）認為，台日民間企業有相當大的合作潛力，可先從民用領域開始，進一步拓展至軍民兩用領域。
不過，日經指出，雙方距離真正深化合作，前路迢迢。
鄧閎元解釋，目前台灣無人機合作模式主要包括：向中東歐出口低成本小型無人機，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向歐美出口零組件以取代中國產品；參與美國聯邦及地方政府的無人機採購案；以及與外國企業合作，競標台灣政府標案。
他說明，這些合作模式的前提是，合作國本身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採購規模與技術生態系。然而，日本長期以來在無人機的大量生產能力與本土化程度上，相對落後，也尚未建立完整的大型產業生態系。這使台灣企業難以找到適合的合作對象，不論是在技術合作、零組件供應，或共同參與政府標案方面皆然。
一名不願具名的外國國防產業高層認為，日本對軍備出口態度的重大轉變，長期而言勢必會影響台灣。他相信，未來日本可望將可應用於軍民兩用平台與系統的子系統技術，提供給台灣國防產業使用，但不太不可能向台灣提供具直接攻擊能力的武器系統，或完整的軍事平台。
「至於無人航空系統，未來應會看到更多台日代表團交流，以推動技術發展與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他補充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