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II》中，胡冠駿這個角色自幼被診斷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在家庭誤解與社會忽視下，逐漸走向人際疏離與反社會傾向。劇情鋪陳不禁讓觀眾深思：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否也曾錯過時機接住那些「看起來只是比較吵、比較不聽話」的孩子？
根據衛福部心理健康司數據顯示，台灣學齡期兒童與青少年ADHD盛行率高達 9.02%，但獲得正式診斷者僅占 1.62%，接受完整治療者更不到 1%。衛福部研究亦顯示ADHD兒童在物質使用、焦慮、憂鬱、學習障礙、事故傷害發生、死亡率、行為規範障礙七種狀況發生的風險會增加，同時ADHD的治療改善率達 80%，研究提醒我們：「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是守護孩子未來的關鍵。
- ADHD治療早期介入成效佳 但青少年或成人都還來的及
恩主公醫院精神科主任蔡芳茹表示，雖然ADHD的黃金治療期常被劃在 6 歲或 12 歲以前，但臨床經驗顯示，「任何時候只要開始治療，都還來得及改善。」她指出，年齡越小，腦部可塑性越高，治療成效越顯著；但即便是青少年或成人，只要透過藥物，合併行為治療及心理諮商輔導，仍能因治療而減少ADHD的核心症狀、改善患者職業、社會及生活功能。其中ADHD常伴隨以下三大障礙，必須分別處理：
- 學習障礙（學障）：如書寫困難、閱讀障礙、數理理解障礙等，可申請學校補救教學或資源教育協助，提升患者的基礎學習能力，以增進他們的學業成就表現。
- 情緒障礙（情障）：ADHD患者因長期壓力或人際互動被誤解，因而產生焦慮、退縮、自我否定，有些ADHD患者後來罹患焦慮或憂鬱症狀，需和心理師或學校輔導老師進行諮商輔導，建立自信與加強人際連結，辨認處理患者的情緒問題，以減少後來產生焦慮疾患或憂鬱疾患的風險。
- 品行障礙：若出現攻擊行為、逃學逃家、違反校規班規、說謊、偷竊等行為問題，建議搭配法治教育與行為治療，讓患者了解社會及學校規範，避免患者未來成為觸犯法律的司法罪犯。
「我們不是只看孩子有沒有過動，而是要看背後的原因、功能受損程度與合併症狀。」蔡芳茹強調，醫療與教育系統及家庭應共同合作，量身設計處置方案，才不會遺漏孩子真正的需要。
- 兒少進行心理治療 但家庭支持不同調？
劇中胡冠駿的遭遇也反映真實家庭中「支持不一致」的困境。蔡芳茹表示，當父母對ADHD認知、治療態度與未來期望不同時，常會產生對立或互相責怪，對孩子造成巨大壓力。
醫師通常會從願意配合的家庭成員開始，並逐步拉近全家對孩子狀況的共識。透過建立共識、提供衛教資訊、鼓勵參加家長支持團體等方式，協助家庭理解ADHD是一種大腦功能失調，需要醫療與教育資源共同介入，也需要家庭成員共同支持鼓勵。
- 如何判斷調皮與過動？
蔡芳茹提醒，診斷ADHD須從「同年齡、同性別」的孩子做比較，並觀察是否長期在多個情境中都出現問題。
她說明：「不能拿小學三年級的哥哥和幼稚園的弟弟比，也不能用標準女生的行為來評斷男生是否太吵。」建議家長可透過SNAP-IV篩檢問卷進行初步篩檢，若出現注意力不集中、衝動控制困難、課業退步或人際衝突，應及早就醫進行診治。
- 藥物不是萬靈丹 但為重要治療輔助
《我們與惡的距離II》劇中胡冠駿的奶奶，如同不少家長一樣對ADHD藥物有顧慮，擔心成癮或影響發展。蔡芳茹說明，目前台灣常用藥物多為中樞神經刺激劑，已累積數十年臨床使用經驗，常見副作用如食慾減退、失眠，大多可透過劑量調整或服藥時機改善。
她強調一項重要原則：「ADHD藥物通常六歲以上才會開始考慮使用藥物。」年齡太小的兒童，如幼兒園階段，通常會先以行為介入與親職訓練為主；而學齡兒童開始上學後，若症狀嚴重影響學習與社交，就會評估是否需藥物協助穩定注意力與自我控制。
她同時指出，「藥物只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根據孩子的年齡與發展設定目標，並結合行為療法、心理輔導、家庭合作，才能真正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