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英文新聞/張雅鈞 台北報導)蔡英文政府於2017年頒布「2030雙語國家政策」(Bilingual Nation 2030),將2019年設為「雙語國家元年」並編列百億預算推動該項政策。然而,這項以教育帶動產業及國家面向國際經濟發展的重點政策,如今受到地方政府、學生家長支持的同時,卻遭致教育界大力抨擊,這是戰術政策不佳,還是成為「雙語國家」此戰略的根本錯誤?台灣英文新聞專訪教育者、政策推手,為讀者提供多元視角,解讀雙語政策何去何從。
從「雙語國家」到「雙語政策」
「2030雙語國家政策」最初規劃以「從需求端全面強化國人英語力」、「以數位科技縮短城鄉資源落差」、「兼顧雙語政策及母語文化發展」、「打造年輕世代的人才競逐優勢」為4項推動理念,意在「實現台灣產業連結求,打造優質就業機會」。然而隨著在實務執行上的困難逐一浮現,包括推動時程過於短促、與《國家語言發展法》尊重多元的宗旨相悖、反加劇城鄉差距等,「雙語國家發展中心」也因定位模糊,設置條例草案至今一再卡關,該政策也更名為「2030雙語政策」(Bilingual 2030)。
追求英語授課比例揠苗助長?EMI本末倒置?
政府推動各項標竿與措施來達成雙語教育,然而對許多教育者而言,不免淪為揠苗助長、緣木求魚。台灣雙語教育第一把交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林子斌就坦言,當局推動雙語教育的腳步太急太快,尤其在地方主管機關層級,譬如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曾喊話,要於2026年達成全台北市學校雙語化。
不僅許多一線教師批評,要求教師提升課堂英文授課比例,罔顧因材施教、百年樹人的道理,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審議會」資深成員魏投樂(Peter whittle )也指出,台灣現行教育將英文作為「學科」教授,以考試為導向的背誦單字、文法與句式絕非學習外文的方式,而是應該在真實生活中運用。
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則認為,學好英文應注重改進教學方式,而非提高教學時數並將英文放入全部學科。且精通母語、透過母語學習進而讓整體社會變得更有競爭力,是相當自然的狀態。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教授周德良提出反思,中文系的全英語課程(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課程為誰開、為何而開?若境外學生來中文系修中國文學,系所卻以英文授課,這好比去英國學莎士比亞,老師卻以中文授課,可謂本末倒置。
雙語與母語能否兼顧?英文是否真與生產力掛勾?
臺灣師範大學師資培育學院專案助理教授柯琦(Keith M. Graham) 指出,若政府意在使台灣公民具備學術與職場上使用英文的能力,雙語政策有助循序漸進提升下一代英文接觸程度,然而,台灣也需意識到,可能面臨母語使用減縮的代價。以新加坡為例,華語將從學術領域中被剝奪,且研究指出,新加坡華人在家說華語的比例穩定下降。
東海大學外文系講座教授何萬順質問,以國家政策之力,強迫人民在國民教育、義務教育上接受以英語作為學習的工具,是剝奪人民選擇的權利;且AI當道,在2030年乃至2040年,人民所習得的英文能力,有多少可以成為「生產力」又或是被AI取代,若能被取代,則國家與人民的投資是否成為浪費?
積極將AI融入企業的線上英文家教AmazingTalker創辦人暨執行長趙捷平指出,台灣一直以來多為代工、執行層面工作,若要去做品牌、研發,比其卓越的英文能力,更重要的是是否有「文化」培養人才創新能力,而這在未來二、三十年內發揮的價值,可能更勝雙語政策。
雙語戰略是否正確?國際化非英語教育、單一政策達成
「2030雙語政策」影響甚鉅,範圍涉及國小至大學教育,林子斌指出規模之大30年來僅見。然而推動至今數年,亂象叢生,也讓何萬順提出尖銳質疑,台灣追求成為「雙語國家」或「英語國家」,追本溯源是否為戰略性的錯誤?當追求雙語的戰略本身錯誤,以此設定的戰術雙語教育政策,也是錯的。
亞太堅韌研究基金會(CAPRI)董事長林夏如表示,台灣並非如香港或新加坡已具備說英文的文化,而是接近於日本或南韓。她提出學習英文並非唯一解,「思考比說重要」,能夠站在都會與國際的角度,來站在他人角度思考,學習越語、泰語也都能做到。
FUNDAY英語教育創辦人兼執行長方柏仁則提出,廣開國門、予以補助引進外國人才,進而帶動各產業的雙語環境,國人也會自然地提升語言能力。他比喻,要把牛奶變成咖啡牛奶,就要「加入咖啡粉」,台灣要與國際接軌,更須創造環境,引入活水。
關於台灣2030雙語政策的現況、隱患與限制,更多專訪內容請參照我社「Bilingual 2030:What has actually happened?」影片,未來本社將陸續推出受訪者焦點訪談,邀請讀者一同探討台灣下一代的教育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