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14年無國籍   盧安達裔在台交換生的沉重告白(上)

22歲的Amiel Nubaha是盧安達裔澳洲人,是就讀昆士蘭格里菲斯大學的法律與犯罪正義學位四年級學生。(來源 台灣英文新聞)

(台灣英文新聞/蔡佳穎 報導)1994年4月7日是盧安達大屠殺發生的日子,這場悲劇維持了100天,直到7月4日才結束。眾所周知的是,在胡圖族(Hutu)掌權的歷史下發生了大規模屠殺的悲劇,尤以圖希族人(Tutsi)犧牲最為嚴重,造成逾100萬、包括胡圖族與圖希族人喪生,最後由圖希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RPF)擊敗政府軍、控制政權,掌權至今。

22歲的Amiel Nubaha是盧安達裔澳洲人,是就讀昆士蘭格里菲斯大學的法律與犯罪正義學位四年級學生,今(2017)年2月到台灣交換一學期,7日正逢盧安達大屠殺23週年,他在台北舉辦了一場小型聚會稱「團結聚會」(solidarity gathering),希望能將「真正」的歷史告訴更多人。

14年流離多處難民營  只想尋根

Amiel於大屠殺當年悲劇發生不久、1994年11月在鄰國坦尚尼亞(Tanzania)的Cabalisa難民營出生,2002年被安置到辛巴威(Zimbabwe),直到2009年在聯合難民署的安置計畫下,全家才被安排到澳洲生活、取得澳洲國籍,這年他14歲。

14歲以前的Amiel沒有國籍(stateless),住過多個難民營,在難民營裡的待遇比該國最下階層公民還要不如,他看過飢餓、貧窮、沒有人權的尊重,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讓一個人無所適從、找不到生命的意義,產生身分認同的危機。

儘管因父母是盧安達人、才有盧安達的身分認同,但他從來沒踏進這塊土地,所有關於盧安達的歷史、生活、風景都是從父母口中聽說,或長大後從電視和網路得知,被問到為何對盧安達有身分認同,他說,成為難民是沒有選擇的,但它可以從父母口中了解他們的生長環境與記憶,「我似乎能強烈感受到那股聯繫」,「而當你14年都沒有國籍時,就會想要回家,儘管我的課業、朋友與成長都在澳洲,但家就是家。」

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童年經歷,Amiel認為每一次遷移都是一次成長的機會,才能建構他的人格成為今天的自己,並且當他現在生活無虞,有了教育機會和一點小成就後,回頭看看以前的自己,更能思考自己有哪些能力、哪些資源可以回饋他人。

當掌權者訴說著歷史   所有人都成為受害者 

4月7日對Amiel和所有盧安達人來說是個悲傷而嚴肅的日子,無論是否切身在那場災難中受到影響,Amiel說,「在那一天,每一個盧安達人心中都會敲醒響鐘,提醒著我們不要忘記這個嚴肅的日子。」

然而,國際主流媒體往往只看到歷史的一面,或者說「勝利者敘述的歷史」,而忽略了另一方也是受害者。1994年7月4日悲劇結束後,圖希族人掌權,大量胡圖族人被殺害,更有高達上百萬盧安達人、特別是胡圖族,在非洲各地流離失所,成為難民至今無法回家。但悲劇結束後的這一段胡圖族歷史,卻在因為圖希族人掌權下遭到刻意掩蓋。

這樣的敘述造成了,同樣在一場悲劇中喪生,有些人(意指所謂受害者)的犧牲似乎就比較值得被紀念而永久歌頌,但另一群被視為加害者的犧牲就乏人關心,甚至被歷史遺忘。

Amiel在受訪過程中不斷提醒,「屠殺的歷史和手段不該被當作政治工具,勝利者最後成功推翻政府、掌權了,就把自己描寫成事件受害者,而大力撻伐加害者,這只會讓種族分裂與悲劇遺緒繼續存在。」

Amiel說,「面對歷史我們必須帶著謙卑的心,沒有人可以指著對方、貼上受害者或加害者的標籤,而簡化了整個事件」,「唯有另一方的聲音也被聽見、被重視進而改善,真正的和解與和平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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